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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伏羲文化研究的点滴思考
更新时间:2016-04-27 11:47:29  |  点击次数:2863次

【内容提要】天水市伏羲文化研究已步入一个成果累现,寻求突破的关键阶段。当前,对伏羲文化“是什么”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今后除在这方面尚需深入挖掘外,对“为什么”要研究伏羲文化,即如何做好伏羲文化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利用,应成为研究工作的着力点。目前,要全面做好突出主题、大力宣传、开发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

【关键词】伏羲文化研究  是什么  为什么  思考

李铁映同志讲:“我感觉,对待学问有两个问题要搞清楚,一个叫‘是什么’,一个叫‘为什么’。对于历史学,我们也要首先问问,它主要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是什么历史阶段,什么事情。然后再问问,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以为今天借鉴。”[1]李铁映同志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对象及其意义。伏羲文化研究自然属于史学范畴,我们研究伏羲文化,也就要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要经过深入挖掘来完成,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使我们“通过科学研究,发掘历史上存在的事实,来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起源和历史过程的认识,把原来属于传说的东西,经过科学研究加以甄别、证实”[2]。“为什么”的问题要通过对伏羲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来完成,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则可以让我们在惊叹老祖宗伟大功绩的同时,沾老祖宗的光,吃老祖宗的饭,发老祖宗的财。而“是什么”和“为什么”之间又是因果相承,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搞清楚“是什么”的问题,才能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提供前提、奠定基础,而“为什么”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又可以促进“是什么”研究的不断深入。

一、关于我市伏羲文化研究的现状

位于“三皇”之首的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对伏羲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少学者投身其中。改革看以来,天水市委、市政府工作以伏羲文化为龙头努力创建特色文化大市,曾于1992年、1995年、2001年、2003年先后在天水市召开了四次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的全国性的伏羲文化研讨会。这几次研讨活动,除第一次我未参加外,再都参加了。作为一名对伏羲文化研究特别关注的业余爱好者,我认为目前我市伏羲文化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成果累现,寻求突破的全新阶段。

首先,对伏羲文化“是什么”的研究,我们已获得重大突破。为什么下这个结论呢?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通过研究,我们已经把伏羲从传说中的“神”还原成了真正的“人”。伏羲的传说渊源流长,范围很广,但在没有进行科学研究之前,人们把伏羲作为能够庇佑庶民的“神”来看待的。在这个阶段,作为人文初祖的伏羲,仅为人民群众寻求消灾佑福的精神支柱。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导下,众多专家经过多年深入细致地科学研究,现在学术界已经公认伏羲是中国远古先民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文明的奠基人之一。

(二)通过研究,我们已经初步确定了伏羲生活的大致年代和范围。“伏羲氏族系统大约生活在6000年以前”[3],“伏羲时代是中国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阶段”[4]。伏羲出生在古成纪,其氏族系统生活的范围是沿着渭河上游向黄河流域扩展的。这些观点是专家学者通过运用考古发掘成果、查证文献记载和民俗研究的资料,已经取得的成果。伏羲生地古成纪,特别是大地湾的考古发掘更证实了这一点。

(三)通过研究,我们对伏羲的贡献,特别是对伏羲文化内涵的研究已趋统一。伏羲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的贡献。突出表现在,“结网罟”、“养牺牲”、“教民猎”、“建宫室”、“分八节”、“制九针”[5]等方面。二是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贡献。突出表现在,“画八卦”、“造琴瑟”、“兴傩舞”、“制嫁娶”、“定甲历”、“纪龙官”、“持规矩”[6]。伏羲文化的内涵众家说法较多,但求同存异,则主要包涵:本源文化、民族文化、哲学文化、科技文化、制度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等内容。我市伏羲文化的科学研究已涉及到这些内容的方方面面,并涌现出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已出版了一批专著、论文等。通过研究及著书立书,原本零星的、分散的、甚至相悖的没有理论化、系统化的诸多观点更科学、更完整,也日趋统一了。

相对伏羲文化“是什么”的研究而言,我市对“为什么”的研究相对滞后。而“为什么”要研究伏羲文化,即应该怎样去研究、开发、利用好伏羲文化的问题,正是我们进行伏羲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恰恰这方面我们至今下力气不够,研究工作搞得既不全面又欠深入。尽管许多专家、学者从伏羲文化研究与旅游资源开发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但往往显得较为空泛,缺乏付诸实践的可操作性。在研究成果的转化、利用上,我们也还重视不够,存在重心偏离的问题。

二、关于我市伏羲文化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着力点

指导思想是灯塔,是旗帜,极其重要。对伏羲文化研究而言,指导思想是决定研究方向的。完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指导思想正确,则可以使我们所从事的社科研究工作少走弯路,不走歧路。否则,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不是出不了大成果,就是出不了好成果。那么,我市伏羲文化研究应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呢?我们的回答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努力做好“是什么”、“为什么”两篇文章,为建设“文化天水”,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为推动天水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服务。

李铁映同志指出:“今天的历史学,从世界史观来看,主要是两家:一家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即唯心主义的史学观;一家是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无产阶级的历史观,即唯物主义史学观”[7]。我们搞伏羲文化研究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丝毫动摇。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把历史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8],它注重的是对历史存在的研究,而不搞任何主观想象的东西。

我市启动伏羲文化研究工程以来,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坚持了这一指导思想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摒弃了所有的猜想、设想、臆断,而从有文字记载的史实入手,从考古发掘的成果入手,比较好地回答了伏羲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并已涉足于“为什么”的研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研究才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假使我们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而是钻进“神学”的框框,钻进封建迷信的樊篱,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不仅会成为骗人的歪言邪说,而且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但不可讳言,过去我们的研究工作,个别专家的研究或某个学者的论述仍或多或少存在着违背唯物史观的问题。如对“大地湾”名称的解释,某专家曾言,伏羲出生在大地湾(且不论其限定地域的狭小),因其是上古部落首领,故“大地湾”即“大帝湾”,他断言大地湾名称是因伏羲大帝而来的。我是出生在大地湾的正宗大地湾人。我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命名地块的名称主要有五种形式:有以形状命名的,如锅砣地、大地(我们方言读ti)湾;有以地块原属主人姓氏命名的,如邵家湾、冯家湾;有以地块方位命名的:如河湾里、前川里;有以历史事实命名的:粮草堆、如右营下;有以地块用途命名的:如苜蓿地、草湾梁等。从诸多地块的命名来看,大地湾意即山腰里的一片大地块,决不是这位专家所言的以伏羲“大帝”命名的意思;再比如,有位研究者将伏羲氏族与今天秦安安伏的伏姓来论证伏羲的出生地。这个推断,仍有偏颇和不实的味道。因为虽然《元和姓纂》中有“伏,伏羲之后,子孙氏焉,与任、宿、须句、颛臾同祖”之说,但秦安安伏的伏姓人迁入秦安的时间不长,人口至今尚不足5000人。所以,用今天秦安安伏的伏姓作为论证伏羲出生在古成纪的论据,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可见,凭主观臆断搞研究是会出错误的。所以说,不论我们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搞伏羲文化研究,不论马克思主义如何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精髓我们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必须坚持。

做学问、搞研究除了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外,还必须找准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着力点。那么,我市伏羲文化的着力点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在“是什么”、“为什么”这两篇姊妹文章中,目前我们对伏羲文化“是什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比较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除继续坚持深入挖掘外,下一步我们研究工作的着力点应放到解决“为什么”要研究伏羲文化,即伏羲文化成果和资源的开发利用上。

做好伏羲文化研究成果的转化利用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既需要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作支撑,也需要政府的支持配合,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投入。因此,仅靠任何一方都是做不了的、做不好这项工程的。但对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来讲,首要的则是出思路、出点子、出成果,竭尽全力搞好伏羲文化研究成果转化利用方面的研究。这一应用性课题内涵丰富,尚需诸多专家学者付出艰辛劳动。我认为,当务之急要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突出主题。学界普遍认为,在当今城市现代化建设中,文化(人文)城市,是城市建设的理想选择。这是因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精神。城市建设从大的方面讲,就是经济和文化。经济可创造物质,管人的衣食住行;文化是构造精神,管人的灵魂。无物质,城市就不能生存;无精神,城市就失去了灵魂。二者的关系是互动的。要把天水建设成大城市,必须在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天水”建设。天水有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秦早期文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三国文化等五大文化体系。这五大文化是天水文化的精髓。我们要实施兴市富民战略,就须像抓经济建设那样,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建设。但在文化城市的定位上,我们不能五大文化并驾齐驱,平均用力,而应采取“一元带多元”办法,以伏羲文化的研究开发带动其他文化的研究开发。如果面面俱到,就会无重点、无特色,也不利于向外宣传。因此,天水城市的文化定位应是“羲皇故里天水——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这样定位,是因为经过伏羲文化“是什么”的研究,我们已经明确:(1)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历来受到人们的崇敬;(2)以伏羲文化为代表的大地湾文化是中华源头文化,它与黄帝文化所构成的羲皇文化,具有中国文化之根、中华民族之根的作用和意义;(3)伏羲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因伏羲的贡献和今天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息息相关,所以伏羲文化易与今人沟通,被人接受;(4)经过10多年的研究和宣传,海内外学术界、新闻媒体已达成共识:天水是羲皇故里;(5)经过近年来的建设,伏羲城已初具规模,中华祭祖基地已列入开发计划,这有利于发展寻根祭祖旅游文化。

(二)加大宣传。近年来,我们通过举办研讨会、出版专著以及媒体宣传,使伏羲文化研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方面我们的工作仍然滞后,仍存在欠力度、欠深度的问题。我认为,当前必须做好五件事:

一是积极努力将研究成果吸收进大中小学教科书。教科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将伏羲文化研究成果编入教科书,更能体现研究成果的权威性、科学性,更能体现其价值和影响。比如现行小学思想品德教科书中,有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内容,如果能得到国家教材编审委员会的支持和认同,将伏羲与黄帝并列(实际上黄帝距今5000多年左右,伏羲在前),提羲黄(或单独提羲皇)是中华民族的祖先,那效应非是一段新闻或一部专题片所能比拟的。我市花人力、物力搞麦积山申遗,不能说这样做不对或不好,但起码其意义和作用是不能与争取将伏羲文化研究成果编入教科书相比的。二是积极争取,让全国知名的有影响的文史专家说话。全国史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在学术界一言九鼎。如果我们将整理出版的研究成果送给他们,请他们就伏羲文化谈观点、谈看法,这很有利于成果的转化。不是人以“山”名,而是山以“人”名。姚公的《登泰山记》,使世人尽知泰山,范氏的《岳阳楼记》让岳阳楼客流如涌。一些史实史迹名扬天下的妙诀就在于“名人效应”。这方面,我们的确需要突破。三是组织人力、财力,录制一批反映伏羲文化的专题片、传说故事片。电视作为当今现代大众媒体,其传播影响是最为广泛的。如果我们能拍摄一批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与织女》等片子那样的精品,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那对我市打造伏羲品牌的积极作用将是难以估量的。四是办好一本会刊、出版一份报纸。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作为国家级社团组织,没有自己的会刊和报纸是不行的。我们可利用总部设在首都北京的有利条件,以我市伏羲文化研究中心为基地,聘请一批史学权威人士组成编委会,编辑一本高质量、高水平、高档次的会刊;同时,可以不定期出版一份伏羲文化研究的报纸。这不仅有利于联络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也有利于研究成果的交流传播。五是提高伏羲祭典活动的品位。伏羲祭祀活动源于我市民间,后为政府所办。今年我市已提高了祭祀大典的规格,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过去公祭活动由我们自己举办,其影响远远比不上黄帝陵的祭祖仪式。好在我们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后,我们要借鉴陕西黄陵祭祀黄帝的经验,努力把我市伏羲公祭活动提高到和黄陵祭祀一样的规格品位。

(三)开发建设。我市注重伏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先后修缮了伏羲庙,建设了伏羲城,争取到了卦台山中华始祖文化园建设项目。可以说成绩初见,功在千秋。但同我们相邻的陕西相比,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要抓造势。要将城市标志性建筑以伏羲命名,如“伏羲大厦”;将交通必经之道,如桥涵命名为“伏羲大桥”、“伏羲隧道”;将修整的民主东西路改为“伏羲大道”;要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征集以伏羲文化为内涵的城市形象设计方案,并以此为名片,在各个方面广泛使用。二要抓造型。要把市中心广场或新建的七里墩广场命名为“伏羲广场”,并在广场塑造大型伏羲雕像;搞好伏羲城的建设,把伏羲城建成古文化一条街;搞好卦台山中华始祖文化园项目的落实,建设伏羲功德蜡像馆,将卦台山开发成集寻根问祖与娱乐休闲于一体的游览胜地。三要抓产业。组织好与伏羲文化相关联的仿制陶器、雕漆工艺晶以及民间草编、马尾编等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大力发展民间工艺美术产业;注重“伏羲庙——卦台山——大地湾”旅游精品线路的开发建设和推介,使此线路成为天水旅游的首选线路;完善规划,进一步扩大伏羲城的建设规模;新建华夏之根——天水历史文化博物馆,改变现在天水市博物馆和伏羲庙挤在一起的现状。同时要制定条例,依法保护好现有的历史遗迹。

总之,我们要把伏羲文化的研究、宣传和开发利用同建设“文化天水”结合起来,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原则,正确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长远与当前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弘扬特色,重在创新”的方针,通过既抓研究又抓转化,既抓保护又抓利用,通过上下联动,左右互动,各方配合,齐心协力,奏响伏羲曲,唱好伏羲戏,打赢伏羲牌,力争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让我市伏羲文化享誉全国、走向世界,让“创造、协作、奋斗”的伏羲精神在天水人民实现小康的道路上,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宋进喜,2006年1月)


参考文献:

[1][2][7][8]《关于国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李铁映《新华文摘》2002年第8期

[3]《伏羲文化》霍想有,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版

[4]《伏羲文化论丛》杜松奇,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版

[5]《论伏羲文化》沙木,第一届中华伏羲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

[6]《伏羲传说的历史演变及其内涵》雍际春,第一届中华伏羲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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