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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政坛风云录
更新时间:2017-09-11 15:09:50  |  点击次数:1438次

20年前,陈永贵从大寨走进中南海是毛泽东以“新鲜血液”把他注入中国政坛的,他当上了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由此。“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漫卷神州大地,八亿农民全汇入“政治挂帅”却变成了磨洋工的海洋……

1973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大”,陈进入了政治局。12日下午,陈永贵回到昔阳,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介绍“十大”情况时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经过多年“防修反修的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出现了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王洪文,有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了副总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着实体现了一股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

陈文化确实不高,他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到县里开会,中午大家睡午觉,他去找人对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43岁的大队书记如此刻苦,记的又是他的讲话,心里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累得慌。一位熟人笑道:“永贵别记了,睡吧。四十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

其实陈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他一直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陈永贵在向昔阳的干部介绍“十大”情况的会议上,开篇就用错了一个词。他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民愤很大!”听众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县委书记张怀英在后排纠正道:“老陈,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噢。”陈改口说:“现在我名声很大!”说完侧过头来问后排:“这回对哩?”毕竟,陈的讲话充满了乡俗俚语,人又很聪明,听他的讲话比听一字不错的官话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信马由缰,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

后来,笔杆子们还造了一个词,叫“陈永贵风格”。1973年11月,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趁机发难,说周恩来“迫不及待”,与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陈永贵初入政治局,眼见一向神圣的周总理挨批,目睹毛主席的夫人上纲上线地训总理,不禁心下大惊。“中央的斗争也很复杂哩。”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有人说错了两句话,”毛泽东说,“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把政治局委员们召到中南海游泳池,机谋深沉地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
陈永贵一次在昔阳谈起阶级斗争的问题时说道,“过去以为是在下边,现在看出不是那么回事。”

1974年上半年,中国的政坛风云急剧变幻。先是批林批孔,后来又批起了周公。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入院。7月3日,小靳庄在“四人帮”的吹捧下腾空而起,一时有与大寨争春之势。到了下半年,“四人帮”与周恩来在由谁组阁问题上的冲突愈发尖锐。毛泽东两边都用,既让周恩来组阁,又让王洪文安排人事,但是他逐渐转向了周恩来。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露面,他当众训斥江青,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陈永贵渐渐心里有数了。原来表面上神圣得了不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一个成帮结派斗争激烈的地方。他看出了上层斗争的复杂,不敢随便乱讲话,开政治局会也总是听别人的,自己轻易不表态,表态也是说些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之类的话。尽管陈倍加小心,他还是陷了进去。
1975年1月13日,在召开的四届人大会上,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其座次如下: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陈永贵排名第七。
这套班子中只有张春桥这一位“四人帮”成员。“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严重受挫。

按江青的意思,应该由王洪文、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上海方面提出过一个国务院人事安排名单,“四人帮”方面的要员达88人之多。可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人事安排的建议之后,毛泽东回答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四届人大组阁不成,江青火冒三丈,把许多政治局委员点着名骂了一通。毛泽东听说了,评论道:“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也挺发愁,他回了趟昔阳,在大会上就谈起自己的压力大和不适应。“我他妈的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哩,还得批文件!”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风水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就成了无本之木。陈想了一个扬长避短的办法。

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毛主席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

有一次张怀英去看陈,正好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画圈。张怀英虽然是陈的老上级,对陈称得上知根知底,但是眼看着一位副总理在一排中央首长的名字旁边画圈也难免感到敬畏。他问陈:“你咋批文件哩?”“咋批?”陈笑道,“他们画圈我画圈呗!”陈点了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他信得过的人的名字,解释说:“他们画我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


陈永贵很少在北京住着。两个半月以来,他转河南河北,又在大寨住了将近50天。一个副总理离京60多天总要出点活儿吧?陈永贵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保证过,要随时了解下情,向中央提出建议。

回到大寨以后,陈永贵叫来了笔杆子宋莎荫,让他起草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陈永贵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把他琢磨了很长时间的想法归纳成五点,叫作“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

“……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现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怎么搞好?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所谓‘标准工分’,其实就是评思想好、劳动态度好,既能大干又能干好的‘标准人’,自报工分,要同这个‘标准人’的条件比。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从根本上摆脱‘工分挂帅’的烦琐哲学……”陈永贵要是能写出《资本论》,那么上述这两段就是他的《资本论》。陈永贵如果能写出《新民主主义论》,那么上边这两段也就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两条后边还有三条:不准社员个人盖房,住宅一律由集体投资建造,把社员欠集体的粮债痛痛快快全部免掉。

毛泽东读了陈永贵的五条建议,这位以气魄恢宏著称的伟人也觉得拿不定主意了。这些动作都不小,实行起来全国震动,到底行得行不得?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陈永贵的建议上批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9月23日至10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讨论陈永贵提出的迅速过渡的建议。

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赵紫阳和谭启龙这两位大省的党委书记坚决反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连一向左得出奇的张春桥也表示不同意。陈永贵则力主过渡,一再强调大队核算的好处。争到上火处还忍不住高腔大嗓地嚷起来,以至后来有“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10月19日,第一次全农会宣告闭幕,而这个平行进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仍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两天后,由于分歧太大,意见无法统一,座谈会无结果而散,陈永贵的提议被暂时搁置。

1974年初到1976年底,陈永贵回昔阳20次。陈永贵回到昔阳,一个是抓大干苦干,一个是抓资本主义倾向。这两个主题他常抓不懈,坚持始终。结果,昔阳出了“大批促大干”,“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等具有全国影响的经验,批资本主义批到山沟里、房前屋后、家庭中、炕头上,凡是超出一猪一鸡一兔的规定的副业都成了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一直割到家庭,割到炕头。坐在炕头编草帽成了资本主义,昔阳的草帽业就彻底完了,用草帽只好从外边进。
零碎事他也管,他要让社会主义十全十美,彻底战胜资本主义。

昔阳有几个老大难。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剧团,还有一个是邮电局。邮电局服务态度不好,老百姓打电话不给好好接,报纸一压就是十天半个月。有人告到陈永贵耳朵里,陈永贵怒道:“邮电局就有人反大寨哩!”他下令邮电局整顿,派下一个工作组办学习班,让那些职工一个个的自我解剖,重新认识大寨精神。用类似的办法,陈永贵训过剧团,警告他们:“我处理您!”他还下令整顿过医院,撤了院长,把不好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下放劳动;什么时候改好了什么时候回来。

陈永贵抓的昔阳这个点,不仅出了许多经验,还出了许多干部。自从陈永贵进了政治局,昔阳向外输出的县以上干部就有三四十位。级别高的有当了山西省省委副书记的李韩锁、当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金籽,当了国务院农村部副部长的张福元。当上地委书记或省里厅局长的有张怀英、范喜凤、李艾虎、赵满仓和李福栋等人。当上县委书记的更是多得难以细数,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

陈永贵每年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和讲话,并且留下不少名言。

陈永贵转了八百里秦川,留下一句名言是:“地是好地,就是人懒。”把陕西人说得老大不高兴。

甘肃省定西地区土地贫瘠,干旱缺水,是闻名全国的穷地方,可是陈永贵到那儿转了一圈也说:“这样的条件多好呀!”

陈永贵去吉林,坐在伪满时期建的长春市体育馆的主席台上,说吉林的条件太好了,就是没干好。他说,如果他带五千个昔阳农民来,就能让吉林改天换地。他甚至还算出了能增产多少,打多少粮食的具体数字。这话让昔阳人听了一定很受用,吉林人听了却不痛快。吉林省革委会主任,16军政委王淮湘沉着脸坐在陈永贵旁边听着,下边的听众中有人发牢骚说:“就他那旮的人能?吹吧!”

从吉林到了黑龙江,陈更说人家的条件好了。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肥得流油,关键是要大干苦干。黑龙江人就坡上驴,趁机向陈要干部。两年后果然有昔阳的王金籽、李艾虎和范喜凤到黑龙江走马上任。

无论陈在各地说什么,当地人在他面前总是夸他讲得好,批评得对,说到了要害,教育深等。陈永贵的自我感觉也因此愈发地好了。有一回他参观北大荒的军垦农场,见到路上有许多马粪,就批评人家不注意拾粪积肥。陈永贵走后,一位师长骂道:“他妈的他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还他妈的捡马粪?”

1977年6月,陈永贵去山东的东平县看那里组织的万人万亩大会战。东平的这个工程叫围山建设大寨田工程,号称“50华里分三段,60华里一条线,70华里围山转。”在一片山上拉开战场,一条道路修到山顶,一层层梯田从山顶修下来,山顶建水库,水顺着几十条干渠流到地里,气势宏伟而浩大。

陈坐车转了一个小时还没有转出人山人海热火朝天的工地,不由得连声叫好。“你们干得很好!”陈副总理对东平县委书记说,“这才叫干社会主义!”东平的书记答道:“人家骂呀,说我们刮共产风。”
东平县离泰山很近,当地领导请陈永贵上泰山看看。陈永贵说:“以后退休了再去吧,还是多看看几个工程。”结果陈永贵一生没上过泰山。到了杭州,当地领导劝他游西湖,他也说以后再看吧,结果一生也没游过西湖。同样他路过黄山没上黄山,到了拉萨没进布达拉宫。对陈永贵来说,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是最美的景象。

虽然陈永贵在全国各地跑,到处参观视察,在前呼后拥之中,他看到的是他想看的,听到的是他想听的。不同的意见很难传到他的耳朵里。耳闻目睹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他证明他绝对正确。实际上,陈永贵本人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很受昔阳和大寨一时一地的经验的限制,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理解也受到他本人那种志向高、不爱小的特色的过滤,因此在他眼中,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绝对灵验,大寨和昔阳的道路又宽又广,似乎是天下归心的大道,包含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十多年后,张怀英回顾当时的情景,说:“我以为陈永贵对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基本矛盾,在量上、质上的估计都有欠缺。他是按大寨要求昔阳,按昔阳要求全国。昔阳的特殊条件在他那里成了指导全国的普遍性。”
陈永贵平生三次出国访问,第一次是1966年访问阿尔巴尼亚,第二次是1975年访问墨西哥,第三次是1978年访问柬埔寨。
真正令陈永贵感到难忘和震撼的是波尔布特领导下的柬埔寨。

大寨在柬埔寨的名气,有点像五十年代苏联在中国的名气。柬埔寨人也学大寨。柬埔寨为陈永贵这位传奇般的英雄,一个大国的副总理举行了极其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陈永贵一下飞机,迎面就看见两幅大红汉字横幅:“热烈欢迎陈永贵同志!”“柬中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欢迎队伍严格按男女分开。男人一概穿着绿色的类似军装的衣服,一概头戴解放帽,一概腰系皮带,脖子上一概围着色彩相同的围巾。女人一色的黑上衣,一色的黑裙子,一色的短发,只是脖子上的浅色围巾稍有不同。


陪同陈永贵的是波尔布特。这位以“左”著称的共产党领袖创建了一个奇异的国家,没有银行,没有货币,除了一所为外国人开办的友谊商店再没有任何商店。城市的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全国都像张春桥主张的那样实行供给制,各种必需品全通过这个制度分配下去。吃饭全在集体食堂,居住分男女集体宿舍,结婚者一个月可以在一起过几天,好像是假日。平时,整个国家就像是一所大军营,连服装都是全体一致的。

陈永贵感叹道:“马列、毛主席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除了第一顿欢迎和最后一顿送别,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不陪着陈永贵一行吃饭。中国的客人吃得好,波尔布特等柬方高级官员吃得差。他们抽的烟也没有商标,烟盒上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字也没有画。
陈永贵又感叹道:“人家可艰苦朴素哩!……”

陈永贵的官越当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而张怀英对他的态度却好象采用了十几年一贯制,说起话来仍然带着县委书记对大队书记、文化人对大老粗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

张怀英留心文史,讲起话来喜欢谈古论今。昔阳人听张怀英的讲话也兴致勃勃,面露敬佩。听陈永贵的讲话鸦雀无声,却面带敬畏。陈永贵感到人们对张怀英的学识渊博的敬佩之情,而这种尊敬他这位粗通文字的大老粗绝对享受不到。陈永贵感到张怀英和他在昔阳争了威望,影响了他。他把这种别扭的感觉憋在心里,但是又掩藏得不好,有人动不动还来撩拨他两下。

撩拨者告诉陈永贵:“好多人都说你的点子是张怀英出的,说张怀英是你的军师。”陈永贵在大寨向来以点子多著称,大家居然传说他的点子都是张怀英出的,陈永贵自然很不高兴。
一天晚上县委常委开会,张怀英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又有表露,陈永贵按捺不住便和他争吵起来,嗓门越来越大,为了谁培养谁,谁沾了谁的光的名分问题红了脸。陈永贵盛怒之下拂袖退场。当年年底,张怀英调出昔阳,任寿阳县委书记。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不久。陈永贵发难,王金籽领导下的昔阳就一哄而上,联系着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大批张怀英的三个六年。各大队各公社的干部纷纷发言表态,揭发出来的事什么都有,某某干部三次点名不到,给张怀英撤了职;某年张怀英在种棉花问题上反对了老陈的意见;某月某日张怀英的老婆训了人,等等。张怀英最受批判的两句言论是:“后人的极盛时代来自前人的努力。”“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们在的时候就很好了。”这些言论都被说成是:“肯定民主革命,否定文革的必要性的倒退言论”。这么一说,也果然与毛泽东主席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挂上了钩。

陈永贵在听取批张怀英的汇报时,有人说张怀英的病根是骄傲自满,他说:“骄傲自满,是什么问题?骄傲自满就是不革命,修正主义,民主派。查一查马克思的教导,怀英不是一般的骄傲自满问题,要从政治路线上,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

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批判大会一口气开了十多天,陈永贵亲自从北京回来坐阵督战,深揭狠批张怀英。

张怀英因为在寿阳干出了成绩,已经调任运城地委书记,不过夫人还在昔阳。张怀英的夫人有气,说了几句风凉话:“看老陈这戏怎么唱吧。”话传到陈永贵耳朵里,昔阳又批了一阵“看戏论”。反正昔阳是陈永贵的,他爱批什么就批什么,没人敢说二话。

这场打着批邓旗号的批张运动在全国第一个大寨县足足搞了一年多,直到“四人帮”倒了,批邓运动基本停止了,批张仍在继续。

陈永贵一句话,你的一生就算定了。他说了一句《山西日报》总编辑吴象反大寨,吴象在山西就被批得抬不起头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揪住不依不饶,逼得吴象到安徽投奔万里。一位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反映大寨的自力更生有不实之处,多少接受过国家的一些帮助,陈永贵就说这个人反大寨,将该记者投入监狱。新华社社长穆青不干,几次找陈永贵要人,陈永贵迟迟不肯下令放人,硬把那位说了真话的记者关得吃足了苦头。

新华社山西分社采编主任李毓秀曾在四清中写过一篇反映大寨地亩不实、虚报产量的稿子,在内参上发了,中央很重视,周恩来派人到大寨丈量土地,证实内参报道是准确的,陈永贵非常恼火。文革开始后,李毓秀因此被揪到大寨批斗,并被责令把他多写的几亩地造出来。新华社主管内参工作的国内部副主任方实,也因发了这篇内参而背上黑锅。后来,有一位名叫方堤的新华社记者到昔阳采访,陈永贵听说了,拍着沙发骂道:“不就是那个发内参反大寨的么?不欢迎!赶他走!”有人就解释,说反大寨那个叫方实,这个叫方堤,不是一个人。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摆手,“哎,都差不多!”,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当政,陈永贵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这时候,无论他到哪里,到处都是赞扬和奉承。他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漫无主题地讲一通,有时候毫无准备想到哪儿讲哪儿,听起来简直是东拉西扯,而部长省长一级的干部依然称他讲得深刻,总结得全面。陈永贵也认为自己确实水平高,自我感觉极佳。

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陈永贵好像跌进了低谷。郭凤莲说陈永贵那一段“很彷徨”,“很担心”,他为大寨和自己的政治前途担忧。

与陈永贵私交很好的华国锋,很快就把陈的担心打消了一大半。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亲自提议再开一次像样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把“四人帮”干扰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他表示要亲自参加这次会议。陈很留心这位新领袖的言行,他发现华在会见外宾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大寨和大庆,多次表示要把大庆和大寨这两面红旗更高地举起来。看来,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确实要成为华主张和坚持的发展道路上的两面大旗。

1976年12月10日,华国锋出任主席不过两个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便“在华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北京隆重举行。华国锋出席大会并讲话,表示要把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高高举起。华国锋的讲话被70多次掌声所打断。陈永贵在这次会上做的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也赢得了60多次掌声。这一切使陈永贵看到了光明的前程。

第二次全农会闭幕的第二天,12月28日下午3时,华国锋像毛泽东做过的那样,以请客吃饭的方式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大寨大庆的偏爱。华国锋把郭凤莲、宋立英、李喜慎、王金籽、王谦、王庭栋和三位大庆代表请到人大会堂福建厅,由汪东兴和陈永贵出席作陪,设宴款待工农业两面大旗的代表。

宴会席上很是热闹,宾主谈笑风生,相互敬酒让菜。这餐饭吃了三个小时,比当年毛泽东宴请陈永贵的时间还多一个小时。

宴请之后,陈永贵把昔阳的部下叫来,将这餐饭与12年前毛泽东宴请他的那次做了一番比较。他说:“这意义可深刻哩。12年前,就是毛主席诞辰的12月26日,毛主席叫我们在毛主席的家里吃了饭。那时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华主席把我们请到身边来吃饭。”


这一年,在陈的督促下,昔的西水东调工程建设达到了高潮,这是一项浩大的让河水改道的工程,要耗资五千万,占山西省水利基建投资的十分之一。一旦建成,昔阳的缺水状况将一举解决。问题是这项工程的投资效益远远低于平均值,建成每亩水浇地的成本数倍于山西省的平均成本。以中国的财力而论,这类工程本来属于搞不起也不该搞之列。不过,当时主要算的是政治账,陈急于拿出一个新昔阳来,迎接打算在198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出于政治需要,这项工程的设计也在陈的赞成下强调了视觉上的宣传效果。埋一根管子就可将水引过山沟的地方,硬是修建了气势如虹的大渡槽。多花成百万的钱,只为了让参观者一眼就能看出大寨又上了新台阶。

华国锋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对陈永贵的心思。1977年2月7日,华国锋批发了一篇很著名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联合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认真学好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份重要文件,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夺取天下大治的伟大胜利。社论中最著名的一句誓言般的话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后来就成为一派政治势力的称号。

陈永贵极力帮助华国锋树立威信。1977年8月25日,陈永贵在昔阳对县委和各公社书记下达了一道指示:“华主席在我们县跑了不少社队和单位,用过的家具,作过的指示,到过的地方,展览馆里选择一个突出的地方,突出地展览,宣传华主席的领袖地位。必须留有纪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年年底,昔阳的粮食因风灾减产,总产2.7亿斤。在大灾中能打这么多粮食确实不容易。可是陈永贵预先说出去了今年大增产,估产3.2亿斤,如今差了4千多万斤却如何是好?结果昔阳再次大胆虚报,号称产量超过3.3亿斤,比陈永贵吹出去的还多1千万斤。

这一年,昔阳的弄虚作假竟走向世界,骗到了联合国头上。那年联合国粮食考察团去昔阳考察,听说皋落大队搞得好,就去皋落看。皋落的粮仓里有10万斤玉米,但颗粒小,不好看。于是皋落向公社粮站借200麻包玉米,让社员连夜扛到大队的仓库冒充口粮,把那10万斤小粒的玉米说成是饲料粮。

远远望去,标杆大寨县的红旗越升越高,迎风飘扬。

陈永贵在自己的鼎盛时期,最热心干的一件事就是向大队核算过渡。这条建议他在1975年就向毛泽东提过,毛泽东拿不定主意让政治局讨论,最后未能通过。现在他的羽翼更丰满了,在政治局的朋友更多了,他要重提过渡,在全国刮一场惊天动地的过渡风。

1977年1月15日,陈永贵在昔阳四级干部面前透露了一点风声。他说:“各公社要总结大队核算的经验,”当时台下坐着几个记者,陈永贵冲他们吩咐道:“这个你们记者同志不要给闹出去,按华主席的指示办——有这样一个考虑,让昔阳及早把这个经验准备好。”

能够坐在会场上参加昔阳的干部会议的记者,都是靠得住的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的记者。他们对陈永贵的指示绝对服从。有胆敢不服从者,陈永贵也绝不客气,干脆就将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赶出大寨。陈永贵继续说:“有些地方还在受错误路线影响,还在想单干,一听说陈永贵又什么什么,那么阶级敌人一策划破坏,又来了一个杀猪、宰羊、砍树,那可受不了。好像贫下中农就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胡说八道!我说那是阶级敌人办的事,阶级敌人是害怕我们集体经济。……好像阶级敌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道路,贫下中农不愿意,你看这怪不怪?”

在讲这番话的时候,陈永贵并不觉得他已经走得离普通农民很远了,他甚至准备走得更远。1977年夏,李喜填回到县里传达说:“老陈对过渡很重视,几次过渡没有过成,这次非过渡不行。这次过渡好了,县就有经验,全国也有经验。过渡主要是思想过渡,思想不过硬就不行。”

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极端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陈永贵谈所有制过渡也把思想过硬放在了第一位。既然越穷就越敢革命,越无所顾忌,思想也就越过硬,那就越容易过渡。这条路子后来被讥为“穷过渡”。

经过普及大寨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主张取得了初步胜利。中共中央1977年第49号文件中写道:“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

中国8亿农民,10%过渡是一项涉及到8千万人口的大政策,其影响和辐射面更是大得数倍于此。文件指出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要求各级党委“采取积极而热情的态度”,这对农村干部的思想影响也非同小可。

当年冬天,大半个中国动荡起来了。万人动员大会、敲锣打鼓、排队报名等等热闹场面在许多省份的许多地方再一次出现,就好像当年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同时,陈永贵不肯承认的“贫下中农杀猪砍树”再次成风,大队核算显示出来的是对中国农村的单薄的生产力的杀伤力。

在向公社所有制过渡试验中,久经教育的大寨公社也闹开了意见。人们嫌公社所有制抑制了大队一级的管理积极性,昔阳城关公社作为过渡的第一步先把各村副业收归公社,结果当年副业收入猛降,怨声四起,只得把副业退回。
在社员思想高度革命化的大寨大队,“陈永贵模仿全民所有制搞的公费医疗试验也遭到惨败。医疗费用成倍地增长,郭凤莲向陈永贵告急,说:“现在吃不住了。”于是又取消了公费医疗。

陈永贵掀起的过渡风刮了一个冬春。春去秋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像点着陈永贵的鼻子一样明文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

这个文件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陈永贵根本就没有插手的份。

粉碎“四人帮”不久,农业部副部长赵修去内蒙古农村调查,遇到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情。有一个大队,社员自留地里的庄稼亩产超千斤,集体地只能打一百多斤。这个大队想了个办法,把社员育肥了的自留地收回,把一些盐碱地分给社员当自留地。可是自留地里的庄稼奇迹般地逮住了苗,秋后的产量仍然比集体地高出一大截,连盐碱地也被改造好了。被收回去的自留地呢,好地长不出好庄稼,产量又掉了下来。赵修由此想到了责任心,想到了“包”。

在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中,有一个很拗口的公正原理:“在一次交换中,公平规范越不能实现,被剥夺者就越倾向于消极制裁规范的违背者。这就是说,当一群每天挣10个工分的社员在一起刨地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对公平的看法,也就是大家挣同样多的工分,就应该干同样的活。如果有某个人挂着镐头站着多聊了一会儿,有的人就会有不公平感,就会觉得自己吃了亏,认为那个偷懒的人占了便宜。自然不能白白便宜了这小子,“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于是深感不平的社员也站住了,也聊了起来。这样,感到不公平的人越来越多,站着聊天的也越来越多,集体化时期的标准劳动场面便出现了。据说这种现象也是不分国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人向鸭绿江的对岸望去,发现那边的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在站着聊天。

这时候,如果有几个不怕吃亏的干部仍然流着大汗埋头苦干着,感到不公平的社员可能会觉得心里平衡一点,可能会受到一种道德力量的感召,多刨几下地。如果这几个干部再挺身而出,训斥那些在队里偷懒、在自留地里拚命的社员,批他们一通,哪怕不点名地批一通光想搞自发不想干集体的“资本主义倾向”,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公平了,就不至于磨洋工了。昔阳用的正是这种办法,简称干部带头大批促大干。陈永贵还想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中国,让报纸发表了一串以《昔阳是怎样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主题的文章,他想“扶正压邪”。

但是,如果干部们也觉得吃亏了,也觉得挣同样的工分,犯不上出大力流大汗并且与许多乡邻结下三代冤仇,如果他们连地都不下在大喇叭里吆喝着派了活,让社员下了地,自己又回家接着睡觉,那么中国农村会是什么样子呢?
陈永贵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不声不响磨洋工的汪洋大海。

毛泽东面对的也是这片汪洋大海,他当时拿出来的办法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呼唤革命精神的风雨,兴起阶级斗争的风浪,前拉后打连劝带逼地迫使中国农村往前走。他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成功,他选择了一个局部极为成功的大寨作为旗帜,抬举了一位不怕吃亏得罪人的出众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当管农业口的副总理。

当毛泽东把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建立一个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理想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遇上了一个比他还要强大的对手。
大包干的开路先锋,安徽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这样说起毛泽东的苦心和努力:“毛主席是想搞上去,学大寨、普及大寨,花了不少脑筋。可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一直调动不起来。基本路线教育、四清、堵资本主义的路、反右倾,运动一个跟着一个,效果都不好,他们就是不干活。我们凤阳县饿死了9万人,国家倒帖了4亿斤返销粮,代价不小,就是搞不好。”“高级社第一年就减产,农民拉牛退社。关的关,押的押,杀的杀,硬把一股潮流压回去了。

“学大寨费了多大劲呀!省委书记下去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兼公社书记,层层下去抓,强有力的领导,可他们就是不干活!”毛泽东也知道自己没有成功。因此,当尼克松说他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时候,毛泽东回答道:“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是指十三陵水库?那正是革命精神的产物,是他亲自劳动过的地方。现在,毛泽东撒手而去,轮到他提拔起来的陈自己面对不声不响的汪洋大海了。

凭借毛泽东主席的余威,中国农村大体上依然平静。陈永贵很乐观,1977年6月2日,在全国三夏生产会议上,陈永贵兴奋地鼓励大家大干快上,他认为这没什么难的。“困难吗?”陈永贵问道,“昔阳平均三年翻一番,十年翻了三番,哪有那么多重重困难呢?”然而好景不长,1978年秋,当饿死的危险再次威胁了胆子并不大的中国农民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变了。

1978年安徽大旱。眼看凭集体半死不活的力量无法种上小麦了,肥西县山南公社斗胆把土地“借”给社员种一年度荒,敢叫做“包”。这些地到了社员的手里,居然就奇迹般地种上了,且种得挺及时。

稍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干部社员,想了一个更冒的办法,他们偷偷写了一份秘密协定,表面上仍旧伙着干,实际上把地分到各户。一天晚上,这些不想再逃荒要饭的农民凑在灯下,像搞地下工作似地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队干部宣读了一份有许多错别字的秘密协定,大家向老天爷起誓,如果队干部因包产到户蹲了监狱,全村人养他一家老小,把孩子供到长大成人。他们起誓,如果谁把这个秘密透露出去,天打五雷轰,三代不得好死。宣读之后,队干部问众人有什么意见,众人没有异议。小队长严宏昌第一个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了手印,随后,这张后来进了历史博物馆的秘密协定歪歪扭扭地按满了血红的手印。这些普普通通、不愿意受穷的农民,豁出杀头坐牢,与陈永贵代表的大寨道路分手了。几年后席卷中国的大包干狂潮表明,这些只想过安生日子的农民,虽然并不那么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并不像陈永贵那么合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却比陈永贵更能代表中国农民。

当时关于昔阳是怎样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文章已经在报上登出来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知道陈永贵不点名地批的是谁,心里正有气。万里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的。”

万里的话越说越重:“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概分、大批促大干,搞人造小平原……我已经宣布我们省不组织去学大寨那一套。”

自从1964年以来,大概这是第一位省委书记敢说他不学大寨,也是第一个省委书记m允许包产到户的试验。

消息传到安徽农村。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农民放了一夜的鞭炮。万里把口子一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陈庭元描述说:“一说分田,我的乖乖,让他到组他非到户,拿刀下死命令也管不住。”分田第一年,凤阳县粮食总产由2.9亿斤一跃而至4.4亿斤。

赵紫阳在四川也走出一条奇路。他把自留地面积一下子扩大到了15%,同时甩掉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寨模式,放手搞开了物质刺激。磨洋工的汪洋大海随着大寨红旗一起在这些地方消失了。中国农村很快传开了两句话: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再不提起挨过饿要过饭的陈永贵。

据统计,中国因包产到户问题而遭受迫害、身败名裂的人数不下400万,因此而丧生者不下10万。真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前仆后继,如涌如潮,只为了躲一个穷。事实上,在大多数地方,大寨模式与贫穷是联在一起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大面积的磨洋工。八亿农民磨洋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

(本文发表于本刊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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